不发表就出局，发表就一定不出局吗？博士生在现实中会如何应对这一学术困境？以往研究对此尚缺少系统的解释，且多以相关政策为基础进行宏观视域的探讨。作者从微观视域切入，近程勾画博士生的学术生存图景，以期阐明博士生学术发表过程中的学术困境与行动策略。

　　

作者：张强吴易林

　　

来源：《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4期

　　

摘要

　　

学术发表是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受学术绩效文化的影响，“发表还是出局”成为博士研究生学术生涯中必须直面的现实困境。文章选取《自然》杂志官网“行为与社会科学社区”中的58篇博客文章为研究样本，以网络民族志方法分析博士研究生学术发表的实践经历。研究显示，尽管博士研究生在学术发表中面临制度规约、价值冲突、资源囿限、技巧欠缺等四重壁垒，但大部分博士研究生能够客观积极地应对，具有改善自身境遇的行动理性和生存韧性，会采取坚守理想、努力合规、自我再造、改写叙事等行动策略。这些行动策略也映射出当代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理想、成长心态及职业选择的变化。

　　

关键词

　　

博士生教育;学术发表;科研评价;教育社会化;

　　

01问题的提出

　　

唐纳德·肯尼迪（DonaldKennedy）曾在《学术责任》中谈及：“我们所有的思考、分析、实验和数据收集工作，成文前什么也不能算。在学术领域，出版物就像硬通货币，是科研成果的基本表现形式。”[1]换言之，学术发表是研究者将科研成果与外界互动、获取认可的必要通道。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支配下的全球教育改革运动之影响，以“绩效”为导向的市场竞争规则和评估思维被嵌入组织文化之中，内含评估因子的制度设计成为组织规范的主要机制，引发高校和利益相关者高度关注科研产出的效率、质量与问责制。[2]由此，高校制定多项学术评价与激励制度，其中以学术发表制度最具代表性。一方面，高校将个体或团队在顶尖期刊上的论文发表量视为衡量其学术竞争力的可视化标准；另一方面，高校亦借此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绩效，争取人才和资源竞争优势。[3]“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绩效文化由此盛行于高校。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作为高校的重要内部成员，是学术发表的核心参与者，对推动高校获得资源与荣誉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不少利益相关者在博士生培养中嵌入硬性学术发表制度，以强化博士生的学术发表，博士生随即被卷入“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锦标赛。[4]

　　

随着学术发表成为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一项硬性规定，学界对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褒贬不一。肯定观点认为，博士生学术发表是其学术社会化一隅，是知识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学术界的过程，由此知识才被学术界承认或拒绝。[5]这既证明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及其本人的学术能力，又帮助博士生建立起“符号标识”，助益未来的学术生涯和适应“发表还是出局”的生存环境。[6]反对观点则认为，博士生培养应遵循传统模式，即应以完成高质量的学位论文为授予博士学位的唯一条件。[7]事实上，不应二元对立地理解博士生学术发表的重要性。相较期刊论文而言，博士学位论文的传播性与影响力确实较低；而以学位论文为主体构成的学术发表已然涵盖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类似要素，如确定选题、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等。故以学术训练为导向的学术发表，对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学位论文写作等均有积极意义。[6]

　　

然而，博士生学术发表的重要性与时下“坎坷”发表之路间的张力，令博士生的学术生涯充满危机。比如，博士生因发表压力过大而引发心理疾病、轻生等极端行为。又如，某博士生在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却因论文发表数量不足而不被授予学位，终与学校对簿公堂。另外，这对学术本身的发展也造成不良后果，如研究创新不足、科研产出“重量轻质”等。[9]这些均引发学界对博士生学术发表是否合理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要求博士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在学术和法理层面具备充分的逻辑正当性；[10]另一种观点则基于博士生培养质量和科研创新等，认为博士生学术发表制度不利于重大学术研究突破。[11]当下，为了提升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和解决相关的社会性问题，我国更倾向于“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以消解“绩效”导向的学术文化对博士生培养的非预期后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6所高校已相继取消博士生学术发表的硬性规定，制度重点已转向博士生的学术创新与培养质量等。[12]

　　

就博士生学术发表制度的重要性与合理性而言，尽管其中的利弊尚存争议，加之并非所有博士生都会面临这一显性制度的束缚，但在全球范围内，高校或学术就业市场对博士生学术发表的要求却是不争的事实。[13]不发表就出局，发表就一定不出局吗？博士生在现实中会如何应对这一学术困境？以往研究对此尚缺少系统的解释，且多以相关政策为基础进行宏观视域的探讨。本研究从微观视域切入，近程勾画博士生的学术生存图景，以期阐明博士生学术发表过程中的学术困境与行动策略。探讨“发表还是出局”，不仅是对博士生学术发表制度的重要性和合理性给予检视，也是对博士生培养制度及其赖以生存的学术环境进行考量，更是对高校内部依然盛行的学术绩效文化进行反思与质疑。

　　

02研究方法

　　

在网络空间特别是在一些经过审核与认证的官方主流网站上表达与交流，已成为公众参与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官方主流网站普遍使用审核、认证等个人身份确认手段，使得网站信息本身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得以保证，所以利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筛选和收集信息资料，已逐渐成为理解网民互联网行为及其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方法与窗口。[14][15]

　　

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选定《自然》杂志官网“行为与社会科学社区”（Behavioural&SocialSciencesCommunity）于2019年发起的话题“发表还是出局（Isitpublishorperish?）”为网络虚拟田野。截至2021年6月，参与话题讨论和交流的各国科研人员和在读博士生已撰写62篇博客文章（以下简称“博文”），内容主要分享读博阶段对“发表还是出局”的看法与观点。根据研究问题，对原始资料简单梳理，剔除与话题不相关或内容不聚焦的博文，最终选定其中的58篇作为研究样本（以“英文+数字”组合形成样本编码）。研究对象来自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和英国等国家，涵盖化学、农学、经济学和医学等13个学科。研究分三个步骤展开：（1）田野日志的初筛了解，在大致浏览博文样本的基础上，熟悉和了解“发表还是出局”社群的文化世界、规范和互动情况；（2）田野日志的深度阅读，通过深入诠释博文样本中叙事的“人”及其动机、行动和立场，以发现、把握博文背后叙事者的自我认同和内在的行动意义系统；（3）田野日志的撰写备忘录，在深度阅读博文样本的基础上再次返回本研究的网络虚拟田野，通过持续反复的辨认、比较、综合，以提炼产生一致、可信的研究结果。

　　

03博士生学术发表的现实困境

　　

学术发表是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对博士生个体的学术社会化、学术生涯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然而，学术发表一旦受制于“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绩效文化影响，学术发表实践的负面效应就会凸显，使博士生群体陷入学术发展的现实困境和结构束缚之中。

　　

（一）制度规约

　　

1.看不见的手：支配生存行动

　　

制度即组织规范，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导向和约束作用。学术组织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充斥评估和量化的考核要求，以“效率、效益”为目标指引，促使包括博士生在内的高校组织成员为取得可见的、能计量的科研成果而努力。同时，学术发表制度与其他制度又相互勾连，学术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不少国家的高校虽然没有显性的博士生学术发表制度，但在学术就业市场的入职条件、职称晋升等要求中却会强调学术发表。如Xun48所说：“读博很难，博士生的成功通常取决于其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有些大学对授予博士学位的文章发表有具体要求（如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有些大学可能没有具体要求，但同等期望依然存在。”

　　

2.牢固的闭环：贯穿于博士生培养始末

　　

这些制度渲染的生存与竞争氛围成为博士生的潜在压力源，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1）入口端，即在报考或申请博士入读资格时，就已面临学术发表压力。高校通常会将科研成果作为博士生申请的重要参考依据，甚至在部分国家的某些高校是决定性因素。该阶段的学术发表旨在考查博士申请人的学术基础，但其根源仍是高校中盛行的学术绩效文化。譬如，高校排名和政府经费拨款看重发表，使得高校招生倾向于招收已有文章发表者，从而寻找“潜力股”。“许多导师还鼓励学生通过忽视科研质量来生产更多的论文。因为学生发表的论文越多，导师获得的经费支持就越多。”（Halil50)(2）过程端，即博士生培养方案明确将学术发表同评奖评优与毕业挂钩。博士生唯恐学位授予时“出局”，需时刻努力以尽力完成高校转嫁的学术发表任务。“要完成博士学位，需要发表特定数量的论文。某些情况下，这个数字甚至是4，所以对于3～4年基本学制的博士生来说，发表数量并不少。”（Gosia8)(3）出口端，即学术发表成为博士生挤进学术就业市场的关键准入条件。就业单位的学术岗位招聘非常看重论文发表，并将其与薪酬福利相挂钩。[16]

　　

简而言之，学术发表制度贯穿于博士生培养的整个过程，从报考申请开始直至学位授予、毕业求职。相关的各种制度相互勾连，形成系统完整的“学术发表价值链”，规约着博士生的学术生涯。这些制度置入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端口，将学术环境异化为“名利场”，学术成为一种“科学戏剧表演”，学术的朴素本质被扭曲、被腐蚀。这些基于学术绩效而设计的宏观制度，与微观个体的价值理念之间产生碰撞和较量，形成博士生学术发表的现实困境。

　　

（二）价值冲突

　　

1.隐匿的话术：工具理性的僭越

　　

工具理性指向“实然”，通过实践确认工具的价值，基于功利和效益最大化原则而行动，漠视“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我意欲达到的目的”之精神价值。[17]博士生学术发表的本意在于传播科研成果、促进知识交流和造福人类社会。但实际上，关注知识创造、社会贡献与科研质量的价值追求却沦为“口头承诺”。以“产出”为导向的学术绩效制度成为绊脚石，博士生不得不迎合评价指标和考核规则，不断追求学术发表的数量，以谋取学术生涯的显性“通行证”，以便不被“关闭求职大门”。诚如Tom30所言：“尽管高校宣称要关注科研质量而非数量，但这或许仅仅是一个口头承诺的美好愿景。由于缺乏学术产出，我常常被关在一些大门之外。而评选委员们可能不会坦率地告诉我这一点，只是用‘不互补’或‘不适合’等话术来婉拒。”另外，尽管不少国家的高校没有制度性的学术发表要求，但现实中它往往以一种集体默会的规则而存在，即只有学术发表的强者才是学术职业的幸存者。

　　

2.赶工的引诱：认知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一旦科研成果缺少被发表的机会，就意味着某个领域的专业对话和知识建设减少。[18]为了更多更快地发表科研成果，博士生会选择易于发表的学术领域，或追赶热点和所谓的学术前沿。这显然有助于提高学术产出效率，但连续而紧迫的工作心态对博士生的学术观和学术成长极具破坏性：为了更好地发表，他们的研究倾向于短平快和易于发表的学术领域。“‘发表还是出局’的破坏性，在于它使博士生处在一种连续而紧迫的‘工作心态’之中。”（Melanie53）“发表压力不断在我脑海中浮现，但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我面前的任务兼容。为了进入学术界，我可能会选择易于发表的学术领域。”（Robin24）同时，为了在学位申请之前完成既定的发表要求，避免错失学位授予，博士生往往急于求成，倾向于匆忙赶工以完成任务。这进一步折射出强调论文发表的博士生培养制度之弊端，驱使博士生过于追求论文数量而背离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恰如Dominic32所说：“随着高校日益提高的学术发表要求，博士生学术发表的压力不断增加，于是陷入一个两难境地：是短期内赶工发表完成要求，还是坚持耗时但高质量的研究。对大部分博士生来说，前者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

　　

3.同侪的压力：争先恐后的拼抢

　　

同侪压力指个体为了与群体保持一致而产生的压力，后被泛化为相似环境中与自己年龄或地位相仿的人所给予的负面心理影响。[19]处在高度竞争环境中的博士生，显性层面背负着各种评奖评优等考核比拼与资源竞争，隐性层面则来自学术发表刊物本身的等级序列——普通期刊、核心期刊或顶级期刊。然而，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水平期刊资源相对有限，“僧多粥少”的困境不言自喻。自读博之始，博士生就不得不为积累更多“相对优势”而积极参与学术发表。因为在类似军备竞赛的学术场域中，重要的不是博士生自身拥有的绝对资源，而是“你我相较之下的相对资源”。尽管博士生深知同侪压力无益于学术发展，但无形被卷入其中就会忍不住暗自了解他人的发表状况，然后不断催促自我加快产出。Hannah21的表述很好地佐证了这一情况：“我会强迫性地检查其他博士生在相关科研数据库里的发表记录，看看他们是否比我有更多的论文。”

　　

（三）资源囿限

　　

1.与稀缺共存：学术资源紧张与配置不均

　　

高校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组织，组织的发展需要依托资源供给。博士生进行知识生产离不开人、财、物的投入，这些是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必要的资源保障。当科研生产转向学术发表时，又会涉及学术团队规模、期刊版面资源、学术资源网络等。比如，在规模较大的学术团队中，学术人员分工更明细化，学术产出效率与质量得以保证。再如，导师作为博士生学术生涯中最直接的人力资源，对博士生的有效指导可以提高其学术发表水平。另外，学术系统中也存在明显的“资源累积效应”，学术资源配置更多流向高资源组织（如985和211高校），造成学术资源分配不公。[20]正如Harry10感悟到的：“这些机会是稀缺的，且受到资源分配不均的限制，部分原因是整个学术系统中存在优势累积现象。”

　　

从出口端看，由于高校职能定位决定了教职聘用的基本要求，所以高校在招聘博士毕业生时，会将学术发表作为是否聘用的重要依据。同时，学术就业市场的供需状况也影响着高校相关聘用标准的变化。当博士毕业生进入学术就业市场时，一方面作为训练有素的高学历者可能提升组织的学术发表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数量供过于求，无疑会抬高组织聘用的门槛，比如强调学术发表要求。在此市场规则运作下，丰硕的科研成果成为博士生进入未来学术职业，乃至以后职称晋升的资本与砝码。如Diego2所言：“在美国，只发表一两篇论文就获得教职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虽然你的导师可能仅以几篇第一作者的合著论文就获得了教职，但对你而言这肯定无法让你成为一个博士后或教师”。

　　

2.与时间赛跑：加速与压缩并行

　　

时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牵引着博士生学术发表的速度与进程。如Jose31说道：“这个时代博士生的学术生涯通常从时间和数字开始（‘数千小时’），因为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收集数据、学术写作等。”具体来说，一方面，时间被加速。在既定的修读年限中，传统博士生培养模式以完成学位论文为终极目标，而如今逐渐趋向将学术发表作为学位论文通过的依据，或要求学位论文的同时还规定一定数量的论文发表。这导致博士生在几近相同的学习年限内，科研任务与难度陡升，学术进度必须加快。“虽然学术界论文数量呈指数级增长，但每个博士生的压力似乎仍很大，共同点是要尽快发表以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这种压力反过来又使博士生每天必须工作很多小时，包括周末。”（Angelo36）另一方面，时间被压缩。博士生除要完成大量科研任务之外，还需要处理一些非科研任务（如繁多的行政会议），所以真正用于科研的时间又会减少。

　　

一项好的研究需要大量的时间支撑，而这恰恰是博士生难以负担的。他们嵌套在有限的时间框架之中，设法在截止日期之前满足学位授予的发表要求。所有博文样本勾勒出博士生学术发表的时间图景，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学术发表各阶段都需要设定合理的时间表（手稿写作、提交、修改及见刊），并管理学术发表的进展，以便在评估时任务达标。由于每个阶段都需要时间投入，他们需要尽早计划并管理研究进程，以确保及时收集到数据并撰写；还需要学会策略性地选择期刊，以增加论文被接受的机会。在选择期刊时，他们需要考虑期刊风格和文章之间的匹配度、期刊的发稿率和周转时间。当时间紧迫时，他们倾向选择虽排名靠后但周期短、录取率高的期刊；同时，还要做好投稿期刊排序列表，以便文章被拒稿时可以重新转投另一期刊。

　　

（四）技巧欠缺

　　

科研成果是学术能力的显性向度。除了研究能力外，学术发表还需要学术写作、数据分析等综合能力，这些成为不少博士生发表之路的“拦路虎”。样本中的叙事者普遍意识到，研究与写作是两回事。相较于研究而言，写作更是一门技术活，其水平高低显著影响学术发表的顺利与否，而且不同的期刊往往需要不同的写法和润色。鲜有叙事者认为是内在因素（研究本身的价值与贡献）阻碍学术发表，多将其归因于外在技巧的缺失，如写作能力不足、不会回复专家审稿意见等。如Ala40说道：“学术发表需要具备多种技能，只掌握实验室技能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摄影师的眼睛来捕捉显微镜图像，动画师的绘画技巧来创建图形，诗人的语言表达来描绘信息以及程序员的编程技能来处理数据。”不少研究也指出，博士生应构建综合的学术发表能力框架，包括外文书写能力、写作技巧、审稿意见回复及发表进程管理等，[3][22]以促使论文顺利发表。

　　

04博士生学术发表的行动策略

　　

博士生学术发表面临制度规约、价值冲突、资源囿限及技巧欠缺等所引致的矛盾，使得“压力、焦虑”等字眼充斥于叙事者的言说。博士生何以从困境中突围？如何突围？关于这些问题，以往研究较多从宏观层面给出解决策略，诸如通过改革相关制度、加强思想引导等，但较少探讨个体自身回应的行动逻辑。事实上，“发表还是出局”导致的现实困境在加剧博士生个体学术生存危机的同时，也孕育变革的力量，即博士生通过各种行动策略进行自我重构，以应对学术生涯的发展与选择。

　　

（一）认同：坚守理想与响应规则

　　

部分叙事者对当前学术环境表现出认同。其中，有保持对学术纯粹之爱的坚定理想者，也有深谙学术文化、善于利用规则的制度认同者，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和者”。理想者否认现实制度的合理性，持有坚定的学术认同感，他们以“与其抱怨，不如改变”的心态，通过自我奋斗去抗衡与消弭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以致不被制度及制度再生产的名利所裹挟。就像“享受探索乐趣”的理想者Yuting51描述的那样：“我尽量不依靠发表论文来定义自己，因为做研究本身是一个艰难而有益的过程，它不是仅为交换学术产出。的确，这些成果可以给我名利，但探索的乐趣是我爱学术最关键的原因。虽然发表论文是大多数评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指标，但我们不应被评价体系所裹挟。”

　　

Yuting51的认识表明，拥有学术认同感的博士生是为了发现、提出与解决问题而努力的。尽管这些博士生也会深陷学术制度的约束，承受评价指挥棒的压力和羁绊，甚至部分出现心理压力与健康问题，但始终坚持学术理想，将对学术的贡献视为人生格言。又如Ala40所言：“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对知识充满渴望和创造力，并致力于成为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哪怕只是轻微贡献！一个数字可能表明你发表了多少论文，但只有坚持自我的崇高追求，你才能抗拒被出局。”因此，他们采取主动策略将“发表还是出局”的规制搁置一旁，通过建立学术身份认同感，寻求解决学术发表的内外因素，以自我行动来改变当前环境。正如Robin24所言：“我们迫切需要改变现状。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健康的系统、更健康的人和更健康的研究，剧烈的变化是必要的。我们现在需要开始。”

　　

与前者的学术认同感相异，亦有部分博士生并不抱有学术认同感，但他们却极其认同各种评价制度，表现出坚定的制度认同感。比如，一位中国留美博士生Yide41表达了他的看法：“我仍认为‘发表还是出局’是最接近博士生的‘理想’评价体系。首先，学术发表是一个培养过程，因为它要求博士生清楚传达思想、有效与编辑沟通以及解决审稿专家意见。再者，它是一种客观的评价体系，可以防止导师主观上决定博士生能否毕业的情况。”在这些制度认同者身上，折射出个体行动与组织制度背后的逻辑一致性——“发表论文才是王道”。学术发表作为未来学术职业的准入条件，是被商品化的产品，具有发生交易的经济价值。他们会选择创建光鲜的学术发表记录，行走在“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中。“发表论文是向潜在雇主和其他科研人员展示能力的唯一途径。对博士生来说，只能努力发表高水平论文，提高论文数量和质量，使自己在学术界有一定知名度，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更多资源，让未来变得更好。”（Hong4）由此可见，对学术发表制度有较强认同的博士生，通过参与学术发表塑造“人生未来”，学术发表记录成为个体努力与成就获得两相匹配的表征。

　　

（二）辗转：努力合规与自我再造

　　

相较于拥有强学术认同或强制度认同的博士生，更多的博士生所处的状态是：徘徊而不知所措，埋怨不合理的制度，内心充满怀疑与矛盾。通过多篇博文可知，这些博士生本身具有一定的学术理想，带着强烈的学术动机与美好憧憬来求学。“能够从事学术研究是一种荣幸。因为这是一份非常好的职业。这份职业可以和你的大脑一起工作，而不是用你的身体工作。”（Stefanie43）然而，当他们步入真实的学术系统时，感知到的却是各种束缚和高压：学术绩效文化、紧迫的发表要求及异化的学位授予标准。凡此种种加剧了个体观念与行动之间的撕裂感，使他们如履薄冰地边怀疑边行动，上演着学术生活的“拉锯战”，继而是理想的受挫甚至是消弭，他们开始怀疑学术的意义，在诸类评价和激励制度面前陷于自我否定。Mateus11坦言：“我希望只是因为糟糕的经历使我过于悲观。我承认学术发表是科研的重要部分，这种压力可能是获得相关结果的一种方式。但‘发表还是出局’的压力是搞好科研的最好方法吗？”

　　

倘若再遇到导师的硬性催促，博士生更是苦楚不堪。Ala40道出其中原委：“因为第一年我没有论文发表，便连续受到导师的指责。高度的恐慌、焦虑、羞耻和自怜感接管了我的生活。”即使无奈也无法选择，只能埋头苦干。他们通过调整心态与付出行动强化适应过程。Hannah21分享了一个缓解学术焦虑的妙招：“养一只狗能帮助缓解学术发表压力带来的恐惧与焦虑。我不是在开玩笑，这是被相关研究证实的。”尽管该减压方式令人啼笑皆非，但无形中却刻画出博士生逆境之下的积极心态构建与勇敢尝试。这也从侧面说明，目前的学术生态确实对博士生的心理层面造成负面影响，但他们自身的能动性对于改善自我境遇具有积极意义。“获得博士学位其实与发表论文数量无关，而与克服抑郁显著关联。”（Angelo36）虽然这些被迫发表的博士生并无强烈的学术认同感，也不善于游走在规则之中，但他们以努力合规、自我再造来增强个体的抗逆力（Resilience）。

　　

（三）逃离：理性“出局”与改写叙事

　　

离开学术职业，走向非学术职业，已成为不少博士生的主动或被动选择。这一现象被学界称为“博士生逃离科研”。[23]较多研究从宏观层面将其视为一种教育低效或人力资源浪费，对此持否定与悲观的态度。[24]但与之相左，本研究通过对博文的分析发现，博士生“逃离科研”未尝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在博文中，大部分叙事者皆意识到，博士生的规模在增长，而学术就业市场却趋于饱和，客观上已决定多数博士生不能“以学术为业”，“逃离”实质上是对真实情况的理性预判。如Olmo23指出：“科研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不幸的是，学术职位很少，学术就业市场每年充斥着新生的博士。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我能否继续做研究还不确定。”另外，由于学术绩效文化对博士生发表实践的浸润，学术求真和知识原创性的学术理想日渐式微，学术职业在博士生心中的神圣地位被祛魅，替而代之的是更个体化的现实获得感。如Tage18所言：“将自己局限于从事学术职业，只会压抑自我价值并伤害他人。尽管离开很痛苦，但我为那些继续搁置生命而寻求发表更多论文，以期一份可能永远无法得到的教职工作的人感到糟糕。”由此可见，个体价值实现不应受博士生教育而制约的观念，已成为博士生对抗超负荷学术压力的另一种成长心态，这有别于传统的博士生职业路径和教育理念。“学术发表可能很重要，但重要的是要有能力认识到博士只是人生旅程的一隅，不能发表不等于职业失败。”（Melanie53)

　　

因此，博士生的“逃离”凸显博士生价值取向的转变。学术绩效文化虽仍在“统治”博士生的心灵，但也激发他们学会如何思考和行动。譬如，博士生个体价值的实现应超越学术职业领域，拓宽职业发展路径。Ee55详述道：“世界正在迅速变化，学术界的意义也在迅速变化。‘千禧一代’的博士生毕业后有更多元的职业路径。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有些注定要改变我们看待生活的根本方式，有些注定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另一些可能注定要塑造下一代的领导者。考虑到这些，我们需要一个多元的培养体系，以有利于21世纪学术和社会的健康运行。而当前纯粹专注于‘发表还是出局’的系统，极其笨拙，早已过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塑造并诠释博士生教育对个体和社会的深层意义更为重要。博士生如今正通过构建自我意义系统，从自身做出改变以参与真实的生活世界。这表明博士生并未囿于单一的成长思维，而拥有了更多元的价值追求。“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便是博士生这一行为的真实写照。“换个赛道出发”是他们改写叙事的方式，既缓解以往传统学术职业路径的拥堵，减少个体的竞争消耗，又将人的价值实现锚向更大的舞台。

　　

05总结与启示

　　

“发表还是出局”已成为全球博士生所面临的生涯选择，绝非我国博士生所独有。这一语境包含了制度规约、价值冲突、资源囿限及技巧欠缺等现实困境，使博士生陷入生存与发展、个体选择与客观约束等张力之中。有别于以往研究所强调的博士生学术发表之消极面，本研究发现：困境下的大部分博士生能够客观理性地面对生存境遇，会采取坚守理想、努力合规、自我再造、改写叙事等多种行动策略。不可否认，博士生在“发表还是出局”的困境中或多或少会有烦恼、焦虑和压力。这从侧面反映出学术绩效文化对博士生培养与学术评价等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当前学术就业市场对博士生教育的冲击与挤压。

　　

纵观全球，学术发表这一传播知识和促进交流的方式，被赋予众多社会性意涵，已超出纯粹的学术价值符号。学术之路的“入口—过程—出口”各环节蕴含的社会价值，与博士生学术发表的“数量和等级”息息相关。学术发表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期待，成为博士生学术生涯中的“魔咒”。需要说明的是，讨论“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绩效文化并非否认发表的有益价值，而在于强调学术发表的硬性规定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度拓展，并可能沦为个体谋求发展的合法化工具与表演性资本，而背离学术研究的朴素意义。恰如默顿所言：“即使到了今天，科学已经职业化，但从文化上讲，对科学的追求仍被定义为主要是一种对真理的不谋私利的探索，其次才被说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25]因此，学术发表的“热”背后理应有“冷”思考。

　　

受科研评价制度和学科排名等学术绩效文化的影响，学术产出一度成为衡量博士生学术能力及其培养质量的至高标准。在“高校—学术就业市场”的默会共谋下，学术发表被纳入制度轨道，使得博士生过早迈入竞争淘汰的牢笼，陷入“发表还是出局”的生存困境。所幸，由博士生多元的行动策略可知，“发表还是出局”并非彼此对立抑或自然顺承，而是个体的主观选择与外在客观约束之间的相互博弈。在此过程中，博士生涌现出的某些新价值取向，诸如建立包容性与多元性的学术理想、树立学术本真的生涯心态以及拓宽博士生职业选择等，对于消解博士生群体的困扰具有积极意义。尽管现实中与之匹配的制度安排还远未跟上，旧规定与新价值之间的冲突矛盾在加剧个体不安与群体困境，但目前我国已释放出积极的改革信号，部分高校也做出响应，在逐步取消博士生学术发表制度，将“硬性要求”转为“柔性鼓励”，将学术发表的自主权下放给博士生。这是改善博士生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学术发表制度的转轨过程应以现实世界为支撑，系统考虑多方制度的勾连与关系，关注博士生培养“入口—过程—出口”多个环节，从而超越“发表还是出局”的生存框架，让“以学术为业”的博士生能够成为沉潜于学术工作的“看守灯塔者”而非“以学谋利者”。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以探索性视角呈现微观个体的现实处境与行为体悟，并未对全球博士生进行学科与类型划分。实际上，不同学科和不同类型的博士生之间差异较大，未来相关研究应更细化博士生类型，或对优化博士生教育和培养更具价值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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