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的小伙伴在朱小悦离开上海前送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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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你又是如何应对的？

最大的挑战莫过于读博第三年，我不得不转变研究方向。在此之前，我已投入了一年时间训练大鼠学习一项赌博任务，在任务中它们需要结合感知和价值信息做出决策。然而训练动物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比较复杂，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放弃这项实验并做一些更实际的项目，才是当时的明智之举。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从事科研的困难之处，以及努力并不一定能带来成功。

我的导师和论文委员会的教授都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帮我度过了那段艰难时期。他们让我明白，有时候适时放弃?个项?并把精?放在更有可能出成果的项?上，才是读博漫漫征程里的正确做法。我也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与其浪费时间为已经无法挽回的沉没成本患得患失，不如想想自己将因此失去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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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毕业论文吗？

我的研究是基于博士生JoshuaM?ller-Mara和博士后SylvainDubroqua设计研发的风险选择任务，探究鼠类动物如何在已知风险下做选择。在任务中，动物要在无风险的小额奖励和大额但有风险的“彩票”中做出选择，后者意味着可能获得高额奖赏，也可能一无所获。得益于实验室设计并搭建的高通量行为训练系统，我们收集了数以百万计的决策数据，使我能够从种群层面上评估这一物种的风险偏好以及其他行为倾向。

通过比较各种贝叶斯模型，我发现一组包含非理性倾向的模型可以更好地描述小鼠和大鼠的行为，而人类（数据来自博士后EvgeniyaLukinova）则大多数是理性决策者。这是小鼠的风险偏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量化，为严谨探索风险决策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提供了坚实基础，也对赌博成瘾、物质滥用，以及其他异常决策行为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我还研究了额叶定向场（FOF）和后顶叶皮层（PPC）对大鼠风险决策的因果影响。在过往研究中，这两个脑区的活动被证实对人类、猕猴、大鼠的风险决策十分重要。我发现，抑制FOF会对风险决策产生因果影响，而抑制PPC则对此没有影响。这些结果对于未来学界进一步探索这两个脑区的功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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