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北大博士王圣博到基层任“村干部”的事例被广泛传播。人们敬佩他的选择，但同时又有些不理解，因为在大多数人眼里，村里的干部，不是公务员，也没有多少晋升的空间，一个曾经担任过全国学联主席的北大博士，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职业？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翻翻“历史”。从公开报道上看，早在2012年，扬州市就迎来了一位北大博士“村干部”，这位27岁的北大女博士，是扬州市历史上的第一个博士村干部。

　　

不仅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有一些博士选择到基层任“村干部”，比如201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的工学博士宋云天，在校期间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后在河南省某村任职。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国内公认的最好大学，博士又是现有学历中的最高级别文凭，然而拥有这两个头衔的年轻人却选择去最基层的单位，大家有强烈的心理冲击，并因此担心年轻人的事业发展，是很正常的。

　　

　　

其实这种担心完全多余，无论是北大的王圣博，还是清华的宋云天，都跟普通的村干部不一样，他们是拥有公务员身份的选调生。王圣博是江西省的选调生，宋云天是河南省的选调生。

　　

选调生是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工作人员人选，虽然它的选拔机制和管理机制与普通公务员略有不同，但选调生也是登记在册的公务员，按照公务员相关规定进行晋级晋升。一般来讲，本科学历的选调生，满一年试用期，考核合格，定级为一级科员；硕士学历的选调生，满一年试用期，考核合格，定级为四级主任科员或推荐担任副科级领导职务；博士学历的选调生，满一年试用期，经考核合格，定级为二级主任科员或推荐担任正科级领导职务。

　　

　　

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尖端高校毕业生，很多地区会给予一些“优待”，这些“优待”不仅包括经济待遇，也包括政治待遇。

　　

以山东2021年面向北京大学选拔录用选调生为例，其规定，在基层锻炼期间，对省市机关录用的本科、硕士、博士选调生，每月分别发放1000、2000、3000元生活补助；省直定向选调生每人每年安排2万元工作经费；定向博士选调生工作满四年，表现优秀、成绩突出的，可提拔到副处级领导岗位，在省内统筹安排。

　　

有不少年轻的北大博士或硕士，通过选调生进入公务员岗位后，仅仅数年就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比如2017年通过选调到江西任职的北大博士鄢慧君（1988年出生），2020年年底被公示担任副县级领导职务；1990年出生的北大硕士钟方玖，定向选调到江西任职几年之后，于2021年8月被公示拟任市直单位副县级领导职务。

　　

　　

由此可见，选调生下基层担任“村干部”，不影响他们的事业发展，他们工作一定年限，符合条件，就会往上晋升一个级别；如果是名校博士，工作实绩非常好、工作能力非常强，很快就能成为县干。

　　

作为领导干部后备人才，选调生必须要对基层有足够多的了解。当在基层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待以后走上领导岗位，决策会更加接地气。另外，把选调生下派到基层，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考验，倘若不能适应基层艰苦的工作环境，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即便是名校高材生，即便在校期间学习成绩良好、表现优异，也不能被快速提拔到重要岗位上。

　　

　　

简而言之，北大博士下基层任“村干部”，是带着选调生头衔和公务员身份的，他们在村里工作1到3年（各地标准不同），再回到县区机关，或市级、省级机关，在经过基层和多个层级、领域的工作历练之后，很可能成为主管一个部门或主政一方的县处级干部。

　　

当然，也有一些高学历的名校选调生，没有在公务员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他们或跳槽到体制外单位，或回到高校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可是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曾经担任“村干部”的经历，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很多知识分子正是在农村实践中获得灵感，才最终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

　　

农村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北大博士用自己掌握的渊博知识为农村服务，同时在服务过程中增长见识、提升工作水平，这对双方都是好事。

　　

　　

北大老校长马寅初先生说过的一段话：“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用这段话勉励所有在基层奋斗的选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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