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燕 2022年,国考人数再次刷新纪录。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公务员招考资格审查的数据显示,报名过审人数一举突破200万,考录比从2003年的16∶1一路攀升到了68∶1。 “宇宙的尽头是考公”。自2009年起,国考报名人数已经连续13年超百万,今年更是竞争格外激烈。相关数据显示,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超过千万。庞大的就业压力下,反复的新冠肺炎疫情、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稳定,都让年轻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就业选择。“求稳”心态下,无数年轻人开始了对“入公门”的追求,试图通过一份体制内的工作找到安身立命的安全感。 一门心思考公务员,是为了能在北京扎根 在得知教育部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递补名单发布以后,徐倩把名单来来回回看了四五次,不得不接受了自己此轮“考公”失败的事实。实际上,早在今年1月份国考成绩公布的时候,她就已经明白自己大概希望不大了。之所以还要盯着递补公告发布,不过是因为心里存了一点侥幸。 “现在已经6月份了。之前投的简历大多不是很理想。有几家心仪的国企,二面以后也没有了下文,估计也很悬。省考也失败了,看这样子,估计只能今年年底再‘二战’了。”谈起自己的求职经历,徐倩充满了挫败感。 与很多广投简历的毕业生不同,马上就要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毕业的徐倩对于自己的工作方向有着特别明确的目标,就是一定要进体制。在名校扎堆的北京,徐倩认为自己就读的大学名气在找工作中竞争优势并不大。因此,从大一走进校园那天起,考公务员就成了她的目标。在日常学习的同时,她早早地就做起了考试的准备,刷题、看面经更是家常便饭。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做了充分准备,最后的考试成绩却没有尽如人意。 之所以对“进体制”如此执着,是为了能够解决落户在北京的需求。徐倩告诉记者,自己的姨妈曾经在北京打拼了15年,不仅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还在这里结婚生子。但最终,为了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还是放弃了北京,自己辞职带着孩子回了老家读书,和丈夫过上了“双城”生活。从自己考来北京的那天开始,父母就一直念叨,如果找不到一个可以解决户口的工作,还不如趁早回老家来得踏实。 “北京落户是有限制的。比起人才引进和积分落户的规定,作为应届生找一份有指标的工作是最容易也最切实际的解决办法。”徐倩表示,正是出于对“户口”的执念,她才把求职目标限制在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央企这些选择上。 眼看着期望慢慢落空,临近毕业的徐倩也开始焦虑起来。可即使此刻改弦易辙,把求职的范围扩大,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快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徐倩告诉记者,她所在的院系里,目前明确去向的同学还不到一半,这还包括已经成功考研“上岸”的同学。她开始犹豫,自己要不要先找一份工作留下来,再慢慢考虑接下来的事情。 “马上就到了毕业典礼和离校的时候,其实父母已经催促了很久。他们的意见是与其留在这里,不如先回去专心复习,接下来可以试着继续考公务员和考研。我自己也担心一旦工作起来会更影响复习效果。”徐倩告诉记者,虽然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继续找工作,但是她已经做好了要继续考公务员的准备。 “应届生的认定期只有两年,过了这个时效,即使进了有留京指标的单位,也未必有资格。还是考公务员更靠谱一些。大不了就三战,反正身边这样的人也不少。”徐倩说。 摄影:《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肖翊 大厂工作几年后,辞职回老家县城当参公人员 在奋战了5年后,秦磊终于如愿以偿,在今年成为了当地县城统计局的一名参公人员。 所谓“参公人员”,指的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同样也需要通过相应的公开考试,才能进入行政单位工作。虽然与公务员相比,参公人员不仅编制不同,晋升机会也会相应差一些,但是对于秦磊来说,能回老家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他已经十分满意了。 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秦磊在校时学习的是影视制作。2015年,甫一毕业的他就被网易聘请,成为一名电脑特效工程师。由于薪资水平还算不错,刚开始工作的秦磊还比较兴奋,但很快,没完没了的加班开始让他感觉到吃不消了。 “我主要负责的是视频的特效制作。工作时间不是特别稳定。没有活的时候,每天朝九晚五,一旦来了活,连续两三个月都是半夜3点以后才能下班,但是第二天早上一早就要来打卡,确实是有些辛苦。”秦磊向记者描述,在经历了几次通宵后的“晕眩”,再加上父母也表示希望他能回去的意愿,最终,他还是选择辞职,离开一线城市,回到了被他戏称为“六线”的县城。 秦磊老家的支柱产业主要以农业为主,想要在当地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犹豫再三后,秦磊在当地找了一个临时工,一边工作一边开始了考公之路。可能是因为离开学校太久,这条路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在考了5次之后,秦磊才终于考到了第三名,刚刚进入面试范围。 “可能是因为看我考得太辛苦,面试的时候突然就运气很好。”回想起自己的面试经历,秦磊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原本排名第二的竞争对手没有参加面试,而排名第一的竞争对手最终放弃了这个职位。就这样,“自己突然就被幸运砸中了”。 与在网易过万的薪资相比,秦磊现在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到4000元。即使如此,他仍然觉得很满足。“大城市的收入虽然高,但是支出也很多。更重要的是,你几乎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现在虽然收入低一些,但是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更快乐。”秦磊对记者表示。 选调生竞争升温,经济落后省份也变“香饽饽” 再有两个月,田立伟的试用期就要结束了。根据山西省的选调政策,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将会被安排到乡镇基层进行实践锻炼,在“墩苗”中历练自己,积累经验。 田立伟是北京大学2021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外人眼里,有过两年相关工作经验,又罩着“北大毕业”光环的他,如果想要留在北京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出乎身边很多人意料的是,2020年年底,在看到山西省招收选调生的通知后,他丝毫没有犹豫就选择了报名。最终,他选择了太原市的一家市直单位,干起了和他所学专业一点关系没有的党群工作。 与自己擅长的领域相比,党群工作繁杂、琐碎,还需要大量的文字劳作。刚开始的时候,田立伟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不适应。尽管如此,他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相反的是,他购买了大量政治学习和有关县域经济的书籍,空闲的时候就翻一翻,为自己接下来去基层工作做准备。 田立伟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这一批选调生里,最终选择来山西的北大毕业生就有六七十人。与往年相比,这一数字确实是有所增加的。不仅如此,据他了解,近年来,在大学毕业生里,即使是如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选调生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历年来选调生竞争比较激烈的省份主要是一些发达地区,发展水平较为靠后的省份相对不太容易被青睐。以山西为例,上一年山西省招收清北的毕业生是不需要笔试的,再早一些时候,连专业什么的都不设限,只要你愿意来就好。但是我了解今年招考的时候,所有的毕业生都要先过笔试才有面试资格。”田立伟告诉记者,他报考的那一年,通知刚下发,浙江省的两个300人微信群一个下午就满了。但是山西的招考群直到最后一天才到300人,最终确定意向的只有100多人。当时毕业生还开玩笑,说如果山西都要笔试,估计没人报了。没想到今年不仅设置了笔试,报考人数还增加了。 在田立伟看来,近年来互联网企业裁员、疫情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都是导致“公务员热”的直接原因。“以大厂为例,第一批进入大厂的名校毕业生已经40岁+了,很多也遭遇了裁员。尤其是在校友群里,这种‘中年危机’的故事并不少见。相较而言,公务员虽然收入低,确是一个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理想抱负的职业。大家有倾向也就不足为奇了。”田立伟说。 与田立伟同一年通过选调回到山西的陈橙是这一批选调生中学历最高的。中科院博士毕业的他在权衡再三后,放弃了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同样来到山西担任起了基层文职工作,放弃了自己倾注了多年精力的专业。在聊到自己的选择时,陈橙表示,自己单纯是因为不想在找工作这件事上“再继续卷下去了”。 “即使博士毕业,找工作其实一样竞争很激烈,尤其是从事科研工作。”陈橙告诉记者,自己也有几篇SCI论文和研究成果,但如果想要进入自己心仪的高校或者机构,仍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虽然有一些地方院校对像他这样的人开出了丰厚的条件,但如果想要将来在学术上获得一些成就,还是要尽量争取进一流院校。相比之下,通过选调生选拔进入公务员队伍,变成了最容易的一个选项。 (文中涉及人名部分为化名) 责编|郭霁瑶 (版权属《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使用。) 举报/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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