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博热搜连续盘踞数日之后，人们终于在前天等来了翟天临的道歉信。

　　

信中，这位演员使用的公关话术使他成功地避免了使用“抄袭”来定性自己的行为，并且谈起了自己读博的初衷和取得的成绩，试图树立误入歧途而又迷途知返的形象。

　　

与此同时，“中科大失联博士遗体被发现”的新闻和翟天临道歉信一起出现在热搜中，这位已经读博四年半的博士生，最终也没能拿到孜孜以求的学位证书。

　　

　　

中国的博士越来越多了

　　

博士难读，但在中国，读博的人一点也不少。

　　

博士学位的授予突破1万人规模，美国用了100年时间（1861-1961），而起步较晚的中国博士学位发展之初就开始了“一路狂奔”。博士学位的授予突破1万人规模，中国仅仅用了17年时间（1982-1999）。

　　

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博士招生连续3年维持着近20%的增速。2008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截至2017年，在校博士已达36万，当年招生人数也突破8万大关。

　　

　　

在扩招背后，是政府宏观政策的驱动。

　　

中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由教育部、发改委等部门统一下达。各博士培养单位的招生录取人数一般要符合国家下达的计划招生数。

　　

至今，研究生招生在政策的指向下仍维持“扩招”的趋势。2018年8月27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仍然提出要继续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

　　

“没有延期毕业的硕士，没有正常毕业的博士”

　　

博士的规模在扩大，而博士的“延期毕业”是扩招带来的恶果之一。

　　

近年来，博士生的未正常毕业率相对稳定。2002年至2009年，中国博士未正常毕业率在60%左右徘徊，2010-2017年则稳居60%以上，波动中有小幅提升。不过考虑到博士生的大规模扩招，实际上博士的延期毕业已经相当普遍。

　　

　　

一般情况下，高校对研究生毕业论文在数量上有严格的硬性要求。以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为例，在就读博士期间，至少要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或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检索的刊物上发表（或录用）2篇与学位论文主要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这是在读博士进入学位答辩程序的必要前提。

　　

博士扩招后，僧多粥少，在版面有限的指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的竞争压力更大、难度更大。

　　

与此同时，研究生指导教师不仅缺人，水平也参差不齐。

　　

博士扩招后，博导也曾因供不应求而规模“膨胀”。1999年，为了适应博士扩招大环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博导审批权下放给了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在随后的10年里，博导数量从1999年人迅速增长到2010年人。

　　

博导数量的快速增加，中间少不了学术腐败的事情发生。

　　

近期，翟天临的博导陈浥就被质疑仅有本科学历。其实，博导“不合格”的新闻时有发生。2005年，吉林大学博导重新聘任，落聘者达5%；2007年，中南大学在自查中取消了5名博导的资格；2013年，武汉大学的“三无”博导“下岗待业”。

　　

而一位学术水平高超的博导，在忙于自身科研的同时，也常常难以兼顾6、7个博士生。

　　

有调查称，一个博导平均要带5.77个博士生，且导师与学生互动较少，每月只有1-2次。“联系导师需要蹲点”也成为普遍现象。在翟天临工作室的第一份声明中，辩称其导师“以函授、进组指导等方式进行研究探讨”，使得博士网友纷纷诚心发问——这么好的导师，上哪去找？

　　

如果选了人品欠佳的导师，成为廉价劳动力且不谈，艰辛的博士生活给博士在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世界都可能带来种种折磨，更有甚者不堪重负，选择结束生命。上文提及的中科大博士，以及去年跳楼的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等，便是这样的例子。

　　

“没有延期毕业的硕士，没有正常毕业的博士”，难怪熬夜赶论文到“头秃”的博士生们对学术不端的翟天临忿忿不平了。

　　

博士毕业了，工作上哪找？

　　

博士学位已经接近于学位制度的象牙塔尖。

　　

然而，当下博士教育的首要目的不仅仅是“培养学术人才”，也在满足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博士扎堆出现的高等院校、医疗卫生等行业，“博士”已成为晋升和评职称的一项硬性条件。

　　

以东部、中部及西部三所同类型985高校为例，可以大体了解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

　　

无论是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还是处于西部腹地的西安交通大学，博士毕业生就业以“学术就业”为主，到“医疗卫生单位”、“高等教育单位”与“科研设计单位”的就业比重均占到六成以上。余下四成左右分布于“国有企业单位”、“民营企业单位”等。

　　

　　

博士生在与科研相关的“学术就业”领域有着天然优势。但尽管如此，老牌本科高校基本人满为患，新建本科高校博士师资储量逐渐增加，对博士的需求越来越小。1995年至2008年，进入高校任职的博士生比例从59.8%下降至46.1%，进入科研院所的博士生比例从16.9%下降至8.3%。

　　

高校引入博士师资的门槛也水涨船高。

　　

一项对65所高校聘任博士人才的研究显示，有16.2%的高校对引进的博士生有第一学历歧视，要求必须为全日制统招本科；有8所学校要求引进的博士其本硕博专业必须相同或相近；约一半的新建高等院校要求引进的博士在40周岁以下；有14所高校对引进的博士的学术能力提出明确要求；有三所高校对引进的博士的毕业院校档次、导师名望提出要求，优先录取985与211类高校博士生。

　　

博士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之后，学术劳动力市场逐渐饱和，博士毕业生开始出现“稳定的远离教育和基础科研职位的趋势”，进入“非学术”就业市场，与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等同台竞技、角逐同一个饭碗。

　　

这样的竞争看似稳赢，但读完博士，不少人也快30岁了。身边的同龄人或许早已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而博士生在校时只能拿着每年-的国家补助，毕业后还要和摸爬滚打多年、社会经验丰富的同龄人竞争。

　　

尽管有了工作，但博士的收入也未必尽是高薪。

　　

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博士发展现状》一书中调查数据显示，博士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低于3000元的占37.5%；3000元至4999元的占40.9%；5000元至9999元的占16.1%；高于1万元的占2.3%。

　　

不同学科之间收入也存在较大差异，农学博士“最穷”，经济学博士“最富”。农学博士每月可支配收入不足3000元的比例达54.3%，而每月可支配收入比例最高者集中在经济学博士。

　　

超长学制下好不容易艰难毕业的博士生，在一线城市找份体面工作也并不容易。除了年龄歧视，还有严重的性别歧视。

　　

　　

长期以来，“女博士”被社会赋予各种刻板印象和负面色彩，尤其在婚恋市场中，“女博士”几乎是“剩女”的代名词。然而，毕业生中女博士的比例并未因此下降，反而稳中有进，近三年保持在40%左右。

　　

超长的学制使“年龄”成为阻碍女性获取更高学位的重要原因，而“年龄”背后所隐含着社会期望的生育责任和家庭责任。毫无疑问，女博士群体需要比男博士承受更多的压力。

　　

我，博士，秃头

　　

夜以继日的科研，遥遥无期的毕业，微薄的补助，家庭的压力，你可能已经可以感受到到博士道路的艰辛。

　　

既然博士生都这么难了，为什么还要读博士？

　　

2017年，一项由顶尖科学杂志《Nature》发起的对全世界5700多名博士萌新的调查显示，将近80%的受访者读博的原因都与学术或研究有关。

　　

　　

他们满怀着赤子之心，梦想在学术界拥有一席之地。理想光鲜亮丽，然而压力如此真实又残酷。39%以上的受访者有抑郁或者焦虑症状，这一数据是正常人群的6倍以上。且主动求助的人不足一半。

　　

基于此，我们爬取了知乎问题“读博压力有多大？”下的一千多个回答，想看看中国的博士压力有什么不同。

　　

　　

可以看到，中国的博士最大的压力来源于“自己”，其次则是担心“毕业”，除开学业、工作相关的“导师”、“论文”等，还要担心家庭——“孩子”、“结婚”、“父母”，还要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别人”、“同学”比较，还可能时常被提醒自己“女博士”的身份。

　　

而作为革命本钱的“身体”，被安放在上述所有因素之后。

　　

　　

陪伴博士生涯的也不止焦虑和抑郁，痛苦、担心、孤独，还有问过的无数个“为什么”、无数次“失眠”、“崩溃”甚至想到“死”。但即使这样，其中也仍夹杂着“希望”与“幸运”。

　　

学术之路难走，博士毕业更难。有人赔上青春苦读为毕业，却还有不少人走“捷径”，轻轻松松就当上了博士。

　　

翟天临不止一个，学术造假伤害最深的，还是那些压力大到英年早秃的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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