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超群，上海知青。1979年，全国知青返城，他也回城了。回去后，仅在上海待了3个月，又下乡去了北大荒。后悔吗？不后悔是假的。自己的上海户口没了，儿子的上海户口也没了。父母去世时，他也不在身边。

　　图：知青老照片

　　裴超群兄弟姐妹5个，他是家中老大。1954年，弟弟一岁。父母工作忙，就把弟弟送到了山东老家。1971年，国家号召知青下乡。上海有政策，三个孩子走两个。就这样，裴超群来到了北大荒当知青。

　　刚下乡时，裴超群在农工班，后来被抽调去当通讯员。1973年11月，营部要组建放映组，裴超群成为了放映员。当时，这可是一份非常吃香的工作。裴超群能干上这份工作，其实是因为他“背后有人”。

　　1971年，裴超群还在九连当通讯员，负责管理连队报纸。有《人民日报》、《前进报》、《兵团战士报》和《参考消息》。其中，最特殊的莫过于《参考消息》报，属于内部报纸，不是什么人都能看的。指导员叮嘱裴超群，“其他报纸都可以借，《参考消息》不能借。”

　　有个被下放到九连的老职工，经常去裴超群那里看报纸，尤其喜欢看《参考消息》。老职工是江苏泰州人，念在都是南方人，裴超群说，“你拿去看吧，别让别人知道，回头再还回来就行了”。

　　1973年，营部组建电影放映组。老职工原是南京军区的放映员，营部就让老职工负责组建放映组。挑选队员时，老职工第一个就挑走了裴超群。后来，裴超群拜老职工当师傅。

　　北大荒娱乐设施匮乏，电影非常受欢迎。因此，来找裴超群玩的人很多。有一次，别人拽着他去后勤玩，认识了一位在后勤喂猪的姑娘。一来二去，两人便看对眼了。上级有规定，知青不能谈恋爱。

　　图：播放露天电影

　　1976年，裴超群托人给姑娘送去一张纸条：我在某某教室等你。那天晚上，姑娘去了。见面后，裴超群开诚布公的说道：“我想跟你谈对象，你是什么想法？”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人只隔了一层窗户纸。可人家是姑娘，要矜持。姑娘说，“我自己做不了主，得给家里面写信”。

　　一个月后，姑娘托人给裴超群带了张纸条：家里不反对，说先处着，但是不能结婚。就这样，两人谈起了恋爱。裴超群在放映组当放映员，姑娘在后勤喂猪。眨眼间，3年过去了。1978年时，陆陆续续有知青返城。

　　返城，要按规定有序回城。下乡的知青，需要通过病退、顶职、招工和考试等方式回城。

　　姑娘的父亲在上海仪表木壳二厂上班，属于国营企业。1979年1月，她顶替父亲的职位回到了上海。裴超群的母亲在街道工厂上班，属于小集体。3月，母亲办理了退休，裴超群回上海顶职母亲的工作。

　　两人谈了三年恋爱，裴超群也二十六七岁了，总该能结婚了吧？可两人刚回上海，感情就出现了裂痕。在北大荒，裴超群是电影组放映员，姑娘在后勤养猪。到了上海，裴超群在小集体企业工作，姑娘在国企上班，中间还夹着个大集体，差了两级。

　　刚回来时，姑娘赶上同母异父的妹妹出嫁。出嫁时，男方准备了“三十六条腿，12寸大电视，三转一响”当彩礼。三十六条腿指的是方桌一张，椅子四把，双人床一张，大衣柜一个，写字台一张，饭橱一个，加起来正好是36条腿。三转一响中，三转指的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响指的是收音机。

　　图：70后80后的彩礼，三转一响

　　姑娘找到裴超群说，“等我们结婚，我也要这些彩礼。除此之外，你还必须把工作调到国企”。这难住了裴超群，母亲每月工资30多，父亲90多，还要照顾三个孩子，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

　　裴超群刚回上海，在街道施工队盖房子，室内工作，9毛钱一天。室外工作，有额外3毛钱的补贴。没有大型机械，水泥和沙子需要人工搅拌，然后用手推车推。每天下班回来，裴超群累得快要散架不说，还要想着和女朋友就彩礼的问题“讨价还价”。

　　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让裴超群对这段感情不抱希望。谈了几次，每次都以吵架结束。裴超群心中窝了一股火，总感觉女朋友变了，不再像北大荒时那么质朴。越想越难受，为了逃离上海，裴超群跟家人说，我想回北大荒。

　　家人都不同意，母亲说，“因为你回来，我才办理了退休手续。现在你要回去，我工作也没了”。父亲比较开明，父亲说，“只要你不后悔，我就支持你”。看着家中14平米的小房子，却挤满了六口人，裴超群心里暗下决定，“你们放心，我一定不后悔！”

　　去派出所迁户口时，负责人还在劝裴超群，“确定要迁吗？我这章盖下去，你就不再是上海人了”。“啪——”红章盖下去了，此时距离裴超群回到上海，仅过去3个月。

　　图：知青时代，女知青在养鸡

　　回到北大荒，裴超群继续当起了放映员。知青返城，走的人太多了，北大荒一大半都空了下来，放映组也只剩下了两个人。当时，放映组隔壁是总机班，经常能看到一个姑娘在里面值班。东北的冬天冷，裴超群下连队放电影时，就把钥匙交给那个姑娘，“你帮我们把炉子点上，回来能暖和一点。”

　　一来二去，裴超群就和这个姑娘好上了。1981年，两人结了婚，1982年还有了儿子。这期间，裴超群可谓是生活事业双丰收。直到1985年，农场迎来全面改革，提出了“两自理，四到户”的口号。

　　“两自理”指的是生活费自理，生产费自理。“四到户”指的是土地到户，机械到户，核算到户，盈亏到户。具体到裴超群所在的单位，就要求放映组自行创收。

　　营部还有任务，要求放映组每月要给每个连队放映2场电影，1年不低于24场。一场要放3个片子，1个片子1个半小时，一次就是5个小时。农场共12个单位，一年就要放映288场。放1次给十几块钱，其中有8块钱是电影公司的片租。

　　下午4点多开始放电影，一直放到晚上9点。连队离得近时，裴超群还能回去睡觉，离得远就住在那。后来，农场又要求放映组自行配备车辆。要求他们自购一台柴油三轮车，三四千块钱一辆，自己掏一半的钱，农场补贴一半的钱，油费自理。

　　显然，自从改革以后，电影放映员的工作就不好干了。不只是放映组，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困难。各连为了节省开支，也不再欢迎放映组去放电影了。作为组长，裴超群只能一个个打电话“推销”。

　　图：知青时代播放电影

　　后来，有的连队自购了镭射放映机，用起来非常方便，在家里就能看电影。镭射放映机的出现，对于放映组的冲击非常大。一时间，裴超群有了失业的危机感。儿子也越来越大，上学后，又是一大笔开支，裴超群的压力更大了。

　　他似乎开始后悔——当初到底应不应该回到北大荒？

　　90年代，上海出台政策，允许未返城知青小孩的户口落回上海。但是要求父母和家庭中的其他子女同意。裴超群联系到父母，想把儿子的户口迁回来。父亲非常生气，“当初不让你走，你非得走，还注销了上海的户口，现在又要把儿子的户口弄回来干什么？你要是不走，你儿子肯定是上海户口！”

　　可怜天下父母心，生气归生气，最后还是同意将孙子的户口迁回上海。父母同意了，小弟和弟媳却不愿意。弟媳说，“不能把你儿子的户口迁回来，以后分房子，他和我们争房的怎么办？”裴超群连忙解释，“只要迁户口，别的不牵扯，以后分房子，我不和你们争”！

　　弟媳并不认同裴超群的说法，“你现在说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以后，你说要这个，要那个，打不完的官司”。最终也没能把儿子的户口落回上海，裴超群抱歉的对儿子说，“儿子，你爹我对不起你，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吧！”

　　其实，裴超群完全是为了儿子着想。上海录取分数低，把儿子户口迁回上海，他就能在上海念高中。2000年，裴超群的儿子高考考了560多分。如果在上海，复旦和上海交大都能上。东北户口，录取分数线高，儿子只能跑到南京读解放军理工大学。

　　图：知青岁月北大荒人

　　2001年，上海打来电话，“父亲快不行了，你赶紧回来吧”！8月底，裴超群带着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回到上海。前几年，父亲得了肺癌。这次见面，父亲已经瘦的不成样，整天躺在床上。

　　在上海照顾了父亲快一个月，一直都还是老样子，裴超群的假期快结束了。他问医生，“我父亲还能撑多久？”医生说，“可能一两年，也可能明后天……”家里人说，“你先回去吧，该上班上班，有问题再叫你回来。”

　　刚走半个多月，家里就打来电话，“速回，父亲快不行了”。还没出发，第2通电话又打来了，“速回，父亲没了”！作为老大，裴超群必须回去张罗父亲的葬礼。这一次，他带着老婆和儿子一起回去了。

　　1979年，裴超群不顾家人阻拦，执意要回东北时，父亲站出来支持他。90年代，裴超群要把儿子户口迁回上海，父亲把他骂了一通后，还是愿意把孙子的户口迁回来。实际上，父亲是最爱他这个大儿子的。

　　可常言道，父爱无言。1971年，裴超群下乡时正处在9月，上海还非常热。父亲听说东北很冷，跑了七八家商店，才买到一条棕色格子的围巾。现如今，围巾还在，父亲却不在了。

　　父亲走了，上海就只剩下了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图：正在劳动的知青们

　　2009年，母亲从上海打来电话，“老大，家里的房产证还是你父亲的名字，我想把房子过户到我名下来。”裴超群不懂这些，就说行，你看着办。母亲又说，“要去公证处开证明”！后来，母亲说漏了嘴，其实是想把房子过户到她和小弟的名下。

　　小弟媳给裴超群打来电话，“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要这个房子”。过了一段时间，法院送来了传票，原来是母亲联合小弟，把裴超群，二弟，以及在上海的妹妹告了。

　　裴超群家在上海总共有两套房，一套是母亲现在住着的，有14平。一套是父亲退休时，单位给分的房子，不到30平。因为家中只有一个姑娘，父亲在世时，做主将30平的房子给了妹妹。这一次，他们争的是那套14平的房子。

　　裴超群回到上海，把大家聚在一起，连同山东的大弟一起叫了过来。小弟媳说，“买房子的时候，我家出了3000块钱。结婚后，父母一直跟着我们生活。父亲生病时，都是我一直在照顾。你们要是同意把房子给我，我象征性的给你们点补偿。”

　　母亲说，“房子按48万分，你们看看怎么分合适”。48万，是母亲随口一说。实际上，房子都不止60多万。小弟媳说，“母亲拿一半，剩下的让我们平分，一人4万”。妹妹说，4万块钱我不要了，留给母亲。

　　裴超群心想，小弟媳说的话确实有道理，父母一直跟小弟媳生活。父亲生病时，一直都是小弟媳在照顾。他便说，“我就要2万，剩下的给你们（小弟）。”二弟和山东的大弟则是说，“不行，我们一分钱都不能少！”

　　谈来谈去，几兄弟最终也没能商量好该怎么分这栋房子！

　　图：正在开河道的知青们

　　2015年1月，上海打来电话，“快回家，老娘要不行了”！裴超群很纳闷，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弟弟和妹妹才告诉他，“母亲三年前就得了胃癌，告诉你也没用，你又不能回来照顾她，就没告诉你。”

　　1月底，东北头两天才下完大雪。雪一化，路上都是冰，道路都封了。因此，裴超群错过了母亲的葬礼。上海的弟弟和妹妹说，“骨灰还在殡仪馆，要把母亲和父亲葬在一起，最后一步，你必须得回来”！

　　4月初，裴超群带着老婆，儿子和孙女都去了上海。上海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山东的弟弟没有来。裴超群捧着母亲的骨灰，将母亲放在了父亲墓的旁边。

　　母亲一走，世界上最亲的人，只剩下他们几兄妹了，还有什么好挣的呢？

　　对于房子的事情，大家似乎也看淡了。后来，兄妹几人达成了共识，先让小弟一家住着，以后真要分房子时再商量。到时，如果大家的条件好，几万块钱，不要也罢。

　　图：知青岁月

　　母亲葬礼结束后，裴超群回到了东北，继续过起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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