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的笼罩下，留学生成了受影响最大的学生群体。他们当中，有因疫情无法返回原学校就读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有因提前回国无法正常办理就业落户手续的毕业生、有因疫情只能留在家中上网课的留学新生……今年两会，留学生受疫情影响而导致的种种困境受到不少代表委员的关注。

　　

“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国际高中生，无法返回原就读的国外学校，但所学的课程与国内不兼容，绝大部分都没有国内的学籍，很难转回国内的普通高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建议，分类吸纳消化国际高中生进入国内学校的国际班就读，尽快启动国内国际化教育“内循环”。

　　

建立留学生回国学习衔接制度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16年至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251.8万人，回国201.3万人。为缓解疫情导致的出国留学受阻问题，教育部推动94个中外合作办的大学、机构和项目临时扩招，共录取3031人。

　　

但对于国际高中生而言，周洪宇发现：“家长普遍存在焦虑，孩子在国外学业没有完成，受疫情影响回来，学习被迫中断了。”

　　

周洪宇表示，即使地方政府通过一定程序认定国际高中生拥有“高中同等学历”，使之具有高考报名资格，但在当下的高考体系里，并不具有优势，很难考取理想高校。

　　

国际高中生进入国内中外合作高中，将会成为新的选择。目前，国内中外合作办学的高中已形成完整体系。以武汉一所中外合办学校为例，其所开设的课程与国外学校同属一个体系，完成学业后可以参加国外高考，拿到国外文凭。

　　

周洪宇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视情调整相关政策，对中外合作办学模式适当放开，方便其与国内的国际高中对接，并在学历认证上作出适当调整。另外，需注意中外合作办学招生不能影响高考公平，所录取的国际高中生，未来只能颁发外方文凭。

　　

如今，不少本应在外留学的大学生只能在家中上网课。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副校长杨松表示，疫情常态化下，留学生转学回国的意愿越发迫切,怎样处理归国留学生学籍，成为学籍管理工作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杨松建议，教育部门要鼓励国内高校出台政策,在疫情等特殊情况下接受优质生源回国借读或正式入学;建立国内外高校间学生转学及学分互认的机制，为学生在国内外高校间转学提供便利；鼓励增加多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为出国留学受阻的学生提供更多就学选择;学习全球著名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经验,借鉴大学捐赠基金等形式为国内高校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和保障。

　　

周洪宇总结说，我国还要继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力度，建构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制度。包括构建国际化背景下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立留学生回国学习衔接制度，为留学生回国继续学业提供制度供给。

　　

“学成回国”时间关乎留学生切身利益

　　

而对于即将回国就业的留学生来说，安家之路也没有那么顺畅。

　　

一次与自己学生聊天，让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教授蔡继明了解到留学生回国就业落户面临的困境。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大量留学生或因学校关闭、躲避疫情而提前回国；或因国际航路中断、机票昂贵而停留国内无法回校，不得不以网络授课和网络答辩方式完成学业；或在国外拿到毕业文凭后，因国际航路中断、机票昂贵等原因滞留在国外。”蔡继明建议，调整疫情期间留学生回国就业落户规定。

　　

蔡继明通过调研发现，根据查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实施办法、官方邮件回复、相关从业人员在网络发布的经验指南以及留学服务中心网站对于“两年服务期”的解释，可综合得出，对于在毕业前回国的留学生，其“学成回国”的时间计算起点为入境时间。

　　

“相当数量的留学博士生、硕士生不得不提前回国，以网课、网络答辩方式完成学业。而留学服务中心对于此类情况并没有出台新的‘学成回国’时间计算方法，只能依照旧例办理，导致这些海归博士、硕士所享有的两年就业落户期限被大大缩短，实际剩余时间甚至可能不足半年。”蔡继明说。

　　

蔡继明建议，对非北京、上海户籍留学人员申请办理在京、沪就业落户手续的两年期限，其起始时间的计算办法，应该调整为：从留学生拿到毕业文凭后实际入境的日期算起，或者从留学生在入境后实际拿到毕业文凭的日期算起（以文凭标注的时间为准）。

　　

疫情下，环境倒逼了教育的转型升级。周洪宇认为，我国教育未来可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国际化学习生活体验和工作体验，利用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完成基础学习，减少在国外留学的时间，之后适时出国完成剩余部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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